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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猶不及:回歸理性的全球化
        2019-08-01 00:00

        早在21世紀初,哈佛大學的丹尼o羅德里克教授就提出了“全球化三元悖論”,預判了全球化退潮的風險。在近期出版的《貿易的真相》一書中,他用一以貫之的邏輯,分析“超級全球化”如何擴大收入不平等、導致過早去工業化、加劇國內社會分裂、威脅金融穩定。該書不僅澄清了關于貿易的種種謬誤,還深入探討了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全球治理和國內治理、技術革命和工業化之間復雜且頗顯緊張的關系。這并不是一本反映線性思維的直白的全球化宣言,其關于民族國家之重、全球治理之輕、國內政策空間之關鍵、觀念對改革之重要等觀點,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挑戰大眾的已有認知。在羅德里克看來,思想觀念的創新可以突破既得利益束縛,擴大國內政策選擇空間,實現全球化的再平衡和可持續的貿易自由。

        一、全球化的多重利益沖突

        全球化與國際貿易對全球發展有著巨大的正面效應。在全球價值鏈形成的分工網絡中,各國間的貿易不僅交易商品,而且交換不斷細分且相互依賴的比較優勢。全球化促進了產品、資本、技術和人員在更廣闊的空間里優化配置,以專業分工和規模經濟提高了生產者的效率和利潤,以價廉物美的多元化商品選擇增加了消費者福利,以就業創造促進了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減貧。正當拾階而上的全球化向世人展示著教科書般的魔力之際,羅德里克(2011)卻早在十年前就似乎有些不合時宜地指出,試圖打破民族國家制度界限的“超級全球化”壓縮了國內政策空間,這反倒有可能動搖全球化的根基。

        逆耳之言,一語成讖。

          球化在國際金融危機后出現了逆轉。對于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羅德里克的視角獨樹一幟,認為金融全球化快于各國監管體制一體化是重要原因,而這只是超級全球化撕開世界經濟的第一道裂口。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志(2019)的統計,過去十年間,中間品貿易額占GDP比重從19%下降到17%,全球跨國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總利潤中的占比從33%下降到31%,FDI占GDP比重從3.5%下降到1.3%,跨境資本流動占GDP比重從7%下降到1.5%。全球化退潮背后是民粹主義政治力量的興起。無論是關注收入和階級差距的左翼民粹主義,還是關注移民等身份認同差異的右翼民粹主義,都在超級全球化導致的多重失衡和利益沖突之中,找到了看似忽如其來實則不可避免的民意共識。

        全球化勢必產生贏家和輸家。市場開放擴大了競爭的范圍,提高了競爭的強度,一國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和要素會因出口機會增多而獲益,競爭力較弱的行業和要素則在進口擠壓下受損,利益再分配是效率提升的必然成本。在全球化漸次深入的過程中,人們最初關注的是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影響。在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反全球化街頭抗議喧囂中,斯蒂格利茨(2002)出版了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滿》,直指全球化造成的發展中國家不平等加劇、勞工條件惡化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2017年,斯蒂格利茨出版了《再論全球化及其不滿》,作者在書中坦承對全球化的不滿已從發展中國家擴散至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收入停滯和社會政治動蕩,在全球化的陰影下迸發出能量遠超上一輪的“新不滿”(New Discontents)。我將這種新不滿歸納為全球化的三重利益沖突。

        精英階層和中低收入階層的利益沖突。全球化對縮小各國間的不平等助益良多,卻擴大了各國內部的收入差距。過去20年中,主要位于亞洲新興經濟體中的中產階層平均收入增加了80%,發達國家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幾乎沒有增長(Milanovic,2016)。根據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貿易開放總會造成受損者,那些被密集用于生產可進口產品的要素所有者,其實際收入必然隨著貿易開放度提高而下降。全球化讓那些有能力和資源分享全球市場紅利的高技能人才獲益更多,但貿易的力量會反復沖擊低學歷的藍領,從而加劇階級分化。不過,全球化從來都不是導致發達經濟體內部不平等的最重要力量,技術變革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更大,只不過科技發展從長遠來說有利于大多數人,而貿易則傾向于一再傷害處于收入低端的群體。超級全球化的支持者指望自由貿易的再分配效果在長期中變得平滑,但在技能分布較不平等的國家中,低技能工人轉型要經歷一個艱難時期,某些群體的長期收入會因自由貿易而受損(克魯格曼,2016)。在美國,這種損失是低技能工人改行前收入的8%~25%,許多美國工薪家庭因此陷入困境(羅德里克,2011)。

        企業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沖突。全球化在本質上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隨著交通和通信技術的升級,資本、技術、中間品等各類要素的流動速度不斷加快且流動成本持續下降,生產功能不必再囿于臨近的空間,以跨國公司為核心的全球價值鏈網絡成為國際貿易和分工的主要載體。在一個封閉經濟體里,企業利潤的最大化與國家利益并行不悖。但全球化松動了企業與國家利益的關聯,企業和國家在全球化中并不必然是利益共同體。羅德里克直言不諱地評論道,許多支持貿易的狂熱者受其狹隘、自私的利益驅使,不少貿易協定并不是追求全球經濟福祉的產物,而是那些尋求打入國際市場的跨國公司游說政府后的結果。企業利潤只是經濟增加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經濟收益會留在生產增值地(戈莫里和鮑莫爾,2018),因此跨國公司在全球生產分配的基礎上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能夠幫助全球產出趨于最大化,卻未必實現國家收益最大化(帕利,2018)。另外,全球化提高了資本流動性,相對于跨境流動性不高的勞動力,追求低成本的跨國公司在勞資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相應上升(Furceri et al,2017),風險卻轉移給技能和資質最低的勞動者(羅德里克,2018),這與一國穩定就業的目標背道而馳。在某種程度上,超級全球化下的貿易自由彰顯的是跨國公司的自由。

        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作為一名將發展經濟學置于全球化視野的經濟學家,羅德里克意識到“發展中國家大多數的增長空間,來自發達國家原本占據傳統優勢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份額”,他指出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重大問題在于,“身陷經濟困境的發達國家是否能為增速更快的發展中國家騰挪出發展空間”。戈莫里和鮑莫爾(2018)在合著的《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沖突》中,用模型化的方式對這一問題給予了呼應。他們指出,在具有規模經濟的自由貿易環境中,國家之間存在著固有的利益沖突。當一個發達的工業化國家與非常落后的貿易伙伴開展貿易時,兩國都處在分享貿易紅利的“互利區”;這一獲益過程將持續下去,直到落后的貿易伙伴成為在全球市場中有重要作用的國家,兩國將進入到“沖突區”。在“沖突區”里,雖然全球經濟總體上仍然能從貿易中獲益,但此時一國福利的改善會以另一國境況的惡化為代價。

        圖1 國家間貿易的互利區和沖突區

        資料來源:戈莫里和鮑莫爾(2018)

        全球化推動世界經濟重心發生轉移,2008年西方之外的國家占世界生產、制造、貿易和投資的40%左右,而今天已經達到了60%以上(Brown,2018)。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甚至新興國家和更為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在或多或少的領域、行業或產品上都處于貿易的“沖突區”。

        全球化的多重利益沖突無可避免地引發了國際國內大量社會矛盾,國家之間由此出現的“貿易猜忌”象征著各國經濟發展業已具備政治屬性,全球市場競爭成為基本的國家活動(洪特,2016)。當前全球化的困局源于經濟一體化、國家治理權限和社會公平之間的失衡,存在著過猶不及的全球化三元悖論,由其觸發的震蕩在歷史的回廊中規律性地發出轟鳴,至今不止。

        二、何以至此:全球化的三元悖論

        在超級全球化、獨立主權和完全社會民主這三個目標中,一國只能坐擁其二。這是羅德里克近20年前提出的“全球化三元悖論”的基本觀點。這一分析框架對歐債危機、英國“脫歐”、歐美民粹政黨上位等新近事件仍極具解釋力。按照我的理解,羅德里克采用了一個三維坐標刻畫全球化的不同形態:在經濟一體化的坐標軸上,取值范圍從閉關鎖國的市場完全分割,一直到實現完全自由貿易的超級全球化;在國家主權的維度,區間從完整的獨立行政主權,漸變到將政府治理權限完全讓渡給超主權機構;對于社會民主這條軸,零值是政府罔顧國內民眾對全球化的不滿,最大值是完全彌補全球化受損者。在這樣一個三維坐標體系下,我們為什么無法將全球化推進到經濟完全一體化、獨立主權和完全反映民意這一完美的狀態呢?

        在國家、民族、主權、疆界等概念構建的當代世界體系中,鑒于資本、政府和社會這三種力量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緊張關系,全球化只能實現有限目標。具備高流動性和增值需求的資本總是試圖打破國家界限以整合全球市場,具有追求超級全球化的內在沖動。在超級全球化之下,一國要么穿上保政府主權、棄社會民主的“金色緊身衣”,要么開展將政府主權讓渡給超主權機構的全球治理試驗(圖2),但這兩種選擇均得不償失。

        圖2 全球化三元悖論

        選擇“金色緊身衣”導致了民粹主義的興起。一個國家在經濟融入超級全球化的同時保持政治獨立,即經濟一體化領先于政治一體化(如當下的歐盟),就好比穿上了一件全球統一尺碼的“金色緊身衣”。實施統一監管規則、執行極低的關稅、放開資本流動等推動經濟一體化的努力,試圖創造無縫連接的世界市場,大大降低了國際交易成本,但也限制了各國政府通過自主實施國內經濟政策彌補民眾安全感弱化的能力,在各個經濟體內部撕裂了社會。在重商主義時代,西方發達國家用武力強權保證了殖民地國家被迫接受開放的成本;到了20世紀,民主的推行讓經濟一體化與地區政治之間劍拔弩張,納粹主義正是在對全球化的強烈抵制中孕育而生;而在當前我們所處的時代,中間派政治精英體現著資本的意志,無法充分回應國內選民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訴求,其合法性受到嚴重沖擊,極端主義政黨尤其是極右翼的崛起推動全球化滑向不可預知的深淵。波蘭尼(2007)在分析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世界時曾指出,全球化的市場整合力量最強大之時,正是社會整合需求最大之際,一旦市場力量與社會政策脫節,社會就會陷入動蕩和衰退。那么,補償輸家會是維護超級全球化紅利和回應國內訴求的兩全之策嗎?羅德里克對補償全球化輸家的方案并不樂觀,不僅是因為存在著補償承諾和政策實施的“時間不一致”問題,還因為政府很難對超級全球化下跨境流動的資本多征稅,只能通過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的做法提供更多社會保障,但這又會進一步加劇普通民眾的負擔。

        超級全球化和民主的組合需要全球治理的支撐,但后者難堪此重任。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以及世界主義意識的崛起,當代精英群體認為,民族國家的現實意義不斷削弱,應將現代政府的基本要素復制到全球層面,制定與經濟一體化相一致的全球規則、全球協議和全球制度。在這一全球治理愿景中,雖然經濟一體化限制了反映國內政策偏好的選擇權,但全球治理能在超越民族國家的維度上構建民主空間,有更大的余地緩釋全球化成本,國內民主和超級全球化之間的沖突能就此消弭。但除了氣候變化、傳染病等少數嚴格意義上的全球公共領域之外,全球治理的效果并不如人意。在可行性上,無論是左翼、右翼還是中間派,各國政治家都不太可能將本國政府重要的治理權限拱手相讓。即使全球治理得以推廣,面對歷史傳統不同、文化背景各異和偏好多元化的民眾需求,全球性監管機構和國際性非政府組織也很難用一套共同的規則讓大部分人滿意,更無法成為人們身份和歸屬感的依托,且難以形成清晰有效的問責機制。在探討歐洲一體化困境的一章中,羅德里克分析因成員國地理位置臨近和文化相近,加上高福利制度和收入相對平等,歐盟已成為區域治理的典范。但隨著成員國的增多,歐盟區域內部的各類差異拉大,政治一體化速度難以跟上經濟一體化步伐,超級全球化和國家主權的組合難以撼動,由此產生的民主赤字使其面臨著分崩離析的危險。與主流觀點不同,羅德里克珍視民族國家的獨特作用,認為有效的問責機制仍主要存在于民族國家內,在廣泛領域普遍推行全球治理只不過是鏡花水月。

        羅德里克全球化三元悖論的思想甚至影響到了他輕嘲的全球治理機構的理念。聯合國貿發組織2018年的年度報告就以“自由貿易之謬”入題,指出超級全球化未能使國際貿易規則朝著更具包容性、參與性和有利于增長的方向發展,在廣泛的政治不信任背景下高談自由貿易,將加速國際貿易體系在緊縮宏觀環境下的崩裂。

        由此看來,在全球化三維空間中,無論是“金色緊身衣”還是全球治理,都難以緩解超級全球化帶來的國內不滿所引發的沖擊,我們似乎只剩下了一種政策選擇。

        三、如何回歸理性的可持續全球化

        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是越高越好嗎?全球精英階層抱有建立全球統一市場體系的執念,有意或無意地淡化了貿易的分配效應及其產生的利益沖突,低估了全球化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使得全球化陷入到當前的困局。羅德里克將資本、政府和民眾在全球化中的內在緊張關系剖析得淋漓盡致,強調過猶不及的全球化只會導致全球化的倒退,在三元悖論的約束下,只有放棄海市蜃樓般的超級全球化,回歸到保留國內政策空間的理性全球化,才能實現更可持續、公平且包容的貿易體系。

        貿易自由化程度無關道德與正義。在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框架下,自由貿易被賦予高貴的血統,與正義和進步聯系在一起,但貿易的真相其實非常微妙。例如,美國南北戰爭是為奴隸制而戰,也是為美國的貿易政策而戰。以煙草和棉花出口為中心的南方奴隸制經濟建立在自由貿易基礎上,但對種植業的過度依賴不僅不利于工業化和產業多元化,也讓奴隸制根深蒂固。制造業剛萌芽的北方則希望以高關稅避免英國進口產品的沖擊,林肯在南北開戰后就提高了關稅,戰爭結束后的十年內工業品進口關稅平均為45%,推動美國工業化水平超過英國。對此,李斯特以“新生產業保護理論”解釋說,自由貿易只不過是先發國家為保持領先地位而蒙蔽他國的理論,后發國家應擯棄這一原則。一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以及國內社會政治階層的結構,決定了提高貿易自由度對一國發展是喜還是憂。

        建立輕型全球治理模式可釋放國內政策空間。面對當前全球化的困局,國際組織的方案是以更多全球規則強化對各國的政策約束,將全球性規則演變為各國執行的國內政策。羅德里克認為這誤診了病灶,也開錯了藥方。他將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視為全球化的黃金期,因為這一精簡的開放模式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留下了充分空間來設計符合國情多樣性的政策,既順利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繁榮,又緩和了貿易的分配效應引發的矛盾。當然,羅德里克也意識到回到這樣的時代并不現實,所以提出建立一種“輕型全球治理模式”,在民族國家與全球治理之間恢復合理的平衡。他按政策外溢性大小將國內政策劃分為四種。其中,教育政策等無外溢性政策的制定權歸屬不言自明;全球氣候政策等嚴格意義上全球公共政策,以及進口配額等犧牲他國利益的“以鄰為壑”政策,則需要在國際層面進行管制和協調;但對于農業補貼、寬松的金融監管或孱弱的產權保護等政策,盡管它們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不利影響,但其經濟成本主要由國內承擔,應允許民族國家通過公共政策協商來調節國內不同價值觀和利益關系間的沖突,以避免凌駕于國內民主之上的國際技術官僚解決方案誘發民粹主義。

        回歸適度全球化有利于一國經濟調整升級。羅德里克指出,中國、日本和韓國等東亞國家之所以成為全球化模范生,正是因為他們按布雷頓森林體系而非超級全球化的規則參與全球化,保持了較大的國內政策實施空間,在重要產業部門實施了出口補貼、國產比重要求、資本管制等與現行貿易規則相悖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克魯格曼,2011)。事后證明,這些政策對形成東亞國家產業多元化至關重要。這既挑戰了“自由貿易是最好政策”的傳統結論,也推動了國際貿易理論的進展。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以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為基礎的國際貿易新理論,動搖了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在規模報酬遞增的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中,比較優勢不再是上天賦予,而是由技術創新和規模經濟動態塑造,而這兩者又都與一國的政策密切相關。這就意味著國家可以通過政策干預改變貿易均衡(帕利,2018),并在累積因果關系和動態收益遞增的作用下保持長期的優勢(斯蒂格利茨等,2017)。

        對于戰略性貿易政策也不乏反對之聲,反對者們主要有兩個理由:一是政府沒有足夠的信息來識別戰略部門,二是容易招致企業和游說者的權力尋租(斯賓塞等,2016)。針對這兩點質疑,羅德里克提出明智的政策不依靠政府的全知全能或挑選贏家的能力,失敗恰是其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關鍵是要制定能識別政策失誤并予以修正的機制,而且政治俘獲同樣可通過透明度高、可問責和制度化的規則設計來克服。有一點需要指出,日本、韓國和中國的崛起經驗發生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尚處于貿易“互利區”之時,但當今全球貿易已處于鮑莫爾和戈莫里劃出的“沖突區”,羅德里克所青睞的政府采購、補貼等貿易政策工具固然可以緩解國內的矛盾,但卻容易引致國家間的互相反制,最終的結果可能并不樂觀。

        回歸適度全球化有利于構建強韌的社會安全網。實證研究顯示,開放程度越高的國家,政府的規模越大,貿易開放度與公共轉移支付擴張之間存在直接聯系(羅德里克,2011)。歐洲的福利國家制度是其高開放度的另一面,更積極的社會保障項目和勞動力市場干預,使得大多數歐洲國家在貿易開放度上比社會安全網差強人意的美國要高得多。超級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轉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而從超級全球化中回歸,使民族國家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強化社會安全網、合理分配貿易收益,從而緩解全球化對國內中低階層的沖擊。當前,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相互作用,全球價值鏈降低了低技能勞動力的成本優勢,為避免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的現象,各國政府更應通過公共服務提升國民的人力資本,使其能更好地適應全球化競爭。尤為重要的是,各國政府應理性地認識到,建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是比高關稅等貿易壁壘更有效的保護國內市場的方式。

        從超級全球化適度回歸是為了更可持續的全球化。羅德里克在闡述其觀點時,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讀者誤讀其用意。他強調,適度扭轉超級全球化是一種防止國內政治壓力過度累積的舒緩措施,是對貿易引發分配關系調整的必要回應,這種再平衡將有助于實現并維持開放的全球經濟。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2019)提出的“全球化4.0”顯然也從羅德里克那里得到了靈感,他指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并不等同于全球化主義(globalism),新的全球化形態要求在公民和他們的領導人之間形成新的社會契約,從而使每個人在國內都感到足夠安全,否則社會結構的持續瓦解最終將導致民主秩序的崩塌。

        四、偏好異質性、體制改革和新觀念

        全球化背景下加快國內體制改革至關重要。羅德里克將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歸結為兩類,一是以工業化為形態的結構轉型,二是以人力資本和制度為表現形式的基礎能力發展。在發展初期,非正統但有針對性的次優政策可以彌補基礎能力的不足,使得開放背景下的結構快速轉型(特別是工業化)成為增長的主要動力。但在發展后期,當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服務業時,人力資本的積累和高質量的制度將成為長期可持續增長的源泉(羅德里克,2014)。當前,世界經濟已進入全球價值鏈的模式,關稅成本雖然仍是貿易成本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但由國內制度質量決定的非關稅貿易成本比關稅帶來的成本高出4倍多(杜大偉等,2018)。特別是對于汽車、計算機、機械等需要經過復雜價值鏈的“合同密集型”產品來說,具有更高質量制度的國家才能更多參與相關的全球價值鏈。更為重要的是,當前興起的貿易保護主義會在一國內部形成受益于高貿易壁壘的利益集團,如果不加快國內體制改革,在奧爾森(2014)集體行動理論的機制下,這些規模較小但組織能力很強的利益集團,會在長期內固化扭曲的體制并抵制改革,犧牲規模較大但組織能力較弱的社會公眾的整體利益。

        偏好異質性決定了世間并無統一的改革路線圖。國內改革如何推行?在全球主義者看來,對一國有效的制度可以移植到其他國家,最終能形成全球一統的制度。人類偏好異質性和制度統一性之間存在著內在沖突,歷史傳承和地理因素仍限制著人們對制度需求和偏好的趨同,而偏好異質性、制度的非唯一性以及地理多樣性,讓人們產生了對制度多元化的需求。全球化也許會產生一些各國民眾都喜聞樂見的大眾偶像,但很難使制度偏好趨于一致,人們在如何取舍公平和機會、經濟安全和創新、穩定和動力、經濟成果分配以及社會文化價值觀等問題上,可能永無定論。因此,國際組織極力推行的制度“最佳范例”鮮有模仿成功的案例,在一處大放光彩的制度移至別處大都南橘北枳。相反,承認并維護各國制度的多樣性,則能夠推動制度分立但經濟全球化的世界不斷融合發展。

        保持多樣性制度之間的試驗和競爭更有利于全球化。成功的制度具備維護市場有效性、保證激勵相容、調控宏觀穩定等基本屬性,但這些制度功能并不會一對一地映射到唯一的制度形式上。既然制度沒有固定的理想形態,而制度多樣性是常態而非例外,那么一個百花齊放的全球化可以產生一種額外的收益:多樣性使得不同制度形式之間的實驗、競爭和相互借鑒成為現實。雖然制度可以相互模仿借鑒,但羅德里克也擔心超級全球化導致各國制度的“逐底競賽”,因此,他明確反對任何一個國家通過貿易活動將其制度影響強制傳導至其他國家。當有廣泛民意支持的國內制度明顯受到低勞動標準這類貿易活動威脅時,各國有理由設置跨境壁壘維護國家自身的規則,從而避免國內的社會契約被不符合本地公序良俗的“社會傾銷”所破壞。

        要通過思想觀念創新拓展改革的策略空間。人類是思想觀念的奴仆,這一點經凱恩斯那句著名的論斷已廣為人知。然而,如果人類永遠受制于某種固有觀念,地球雖然不會停止旋轉,但世界肯定無法進步。在制度分析的文獻中,研究者常將以既得利益為核心的“理性選擇政治經濟學”作為工具,分析政治家的行為(如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2014),衍生出諸如貿易政治經濟學等分支。這一流派將既得利益視為不變的事實,認為由于受到強勢利益集團的阻礙,制度改革無法有效推進,從而陷于次優的狀態。按照這種觀點,除非發生戰爭、革命等重大社會變革,我們將很難消除強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解決重大問題的改革空間小之又小。

        羅德里克并不認可這一已成主流的方法論,他提出“觀念”決定了人們的選擇偏好、對事物運行規律的認識以及可用的策略空間,而理性選擇政治經濟學忽略了觀念在政策創新中的作用,武斷地限制了政策可用的策略空間。我們可以利用創新的觀念來釋放出更多的政策可選項,從而幫助改革者跨越既有利益的束縛,解開既得利益集團看似堅固的桎梏。他在書中列舉了政策創新的源泉,特別提到了政治的企業家精神(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認為政策可選項僅僅受想象力的限制,充分利用觀念、制度和激勵機制中的薄弱點,企業家精神將使改革更具可行性。

        在當今全球化格局面臨激蕩和重組的時代,羅德里克關于觀念創新和體制改革的論述顯得彌足珍貴。破解全球化的多重利益沖突,除了以觀念創新提出解決方案,別無他法。

        接到出版社翻譯本書的邀約時,我正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從事訪問學者工作,恰巧還研修著羅德里克教授那學期開設的經濟增長課程。羅德里克認為世間存在“刺猬型”和“狐貍型”兩類經濟學家:刺猬是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總是開出市場要更自由的藥方,卻從不管經濟問題的本質是什么;狐貍的頭腦中有著許多相互競爭且很可能互不兼容的理論,并不拘泥于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能根據具體情況從一種解釋框架轉換到另一種解釋框架。刺猬型經濟學家也許寄望于在捍衛貿易問題上“矯枉過正”,但產生的效果卻是如此“過猶不及”。我相信,羅德里克教授對自己作為經濟學家的責任有著清晰的定位,因為“這個世界需要更少的刺猬,但需要更多的狐貍。”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卓賢 來源:《比較》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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